香港黑白图库,香港100年历史图库大全
主页 > 历史咨询 > 文章列表

烟花爆竹放不放?百余年来上海人操碎了心

发布日期:2022-08-14 09:33   来源:未知   阅读:

  上海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度过了辛丑年新春假期。今年也是号称“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的第六个年头,据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21年2月15日(初四)夜间至2月16日(初五)早晨,全市PM2.5小时浓度始终保持在优级水平。PM2.5浓度空间分布显示,2月16日(初五)凌晨1时,除郊区个别站点外,全市大部分站点PM2.5浓度低于25微克/立方米,所有站点PM2.5浓度均保持在优良水平。

  位于外环以外的9处合法烟花爆竹销售点的相关管理工作也是井然有序,上海禁(限)放烟花爆竹的成效显著,并得到巩固。“爆竹声中辞旧岁,焰火花里贺新年”的旧俗明显改变,上海人已经开始习惯没有“鞭炮声声 礼花漫天”的春节了。

  春节期间及喜庆活动中燃放烟花爆竹,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由来已久。燃放烟花爆竹固然有祈福、驱邪的寓意,但“福兮祸之所倚”,此举也会带来灾害,不仅常常误伤路人,而且极易引起火灾。因此,关于是否要禁限烟花爆竹的话题已经持续已久,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空间相对有限的大城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海对于烟花爆竹的禁限,早已有之,甚至可上溯至百余年前。题头图摄影 郭一江 2007年 上海

  关于爆竹的起源有多种讲法,现今可见最早且较为明确的文字记载为汉代东方朔的《神异经》。其中记述:“西方深山中有人焉,……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扑而出,臊皆惊惮。”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在西方深山里,生活着一种像人形的动物——山臊,以捕虾蟹充饥,因常潜入民居偷食人的盐物,骚扰民人。人们就把竹筒投入燃烧的火中。竹筒受热开裂,发出爆扑响声,令山臊惊惮恐慌,纷纷逃逸。有后人推测,这里的“山臊”可能是民间传说的鬼怪,也可能是类似狒狒、山魈的灵长类动物。

  《神异经》相传由汉代名臣东方朔编撰,但争议颇多。南宋知名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记:“二书(神异经、十洲记)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明代知名学者胡应麟认为“《神异经》《十洲记》之属,大抵六朝赝作者。”

  《四库全书》提要则说:“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又曰:“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

  鲁迅先生也认为,《神异经》既为仿《山海经》而作,“《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载于《中国小说史略》)。但清代段玉裁所著《古文尚书撰异》中指出,东汉经学家服虔在其著作《春秋左传解谊》中已引用过《神异经》。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神异经》大致成书于东汉年间。换而言之,这种投竹于火以恐吓驱赶鬼怪的做法,东汉时已出现,“爆竹”之说距今至少已有二千年。

  无论是“山臊”还是“山魈”,在当时对自然界认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一切未知都会被赋予神怪色彩,或是异化为传播疾疫的鬼祟之属,以爆竹驱之,体现为辟疫逐厉的功能追求。

  这种免祸避灾的心理在南朝时已与岁时的风俗相产生关联,成为迎接新年的一种现象。据梁代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由此可见,南朝荆楚一带出现正月初一燃放爆竹避山臊、驱恶鬼的岁时习俗,这是爆竹功能的第一次提升。《太平御览》(卷二十九)记载了《荆楚岁时记》和《神异经》中关于“爆竹”起源的内容比较有趣的内容:《本草纲目》(木部五、兽部四)中都有对爆竹的记载,甚至还作为一味“药剂”,而且其中也提及出自东方朔的《神异经》

  唐宋以后,放爆竹已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迎新驱邪的风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有《爆竹行》一诗云: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持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八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厉。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

  此诗中描写了许多关于燃放爆竹的方法和信仰的细节,可谓详尽,对后人也颇具参考价值。而王安石著名的《元日》诗中更是出现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样脍炙人口,尽人皆诵的名句,大文豪用诗词升华了爆竹除旧迎岁的崭新意义。

  随着火药的发明及技术的升级,爆竹也开始摆脱“火烤竹爆裂声”这种最为原始的“物理变化”,开始朝着掺和多种配方的“化学反应”方向发展。宋代,依靠着日趋成熟的火药制造工艺,改革了爆竹的制作方法 :采用多层密纸裹卷硫黄、硝石和木炭,并以麻基将炮竹编成串,接以引线,使之爆炸发声,称之为“爆仗”。

  此后还进一步发展出用硝石、金属粉末和其他引火剂、燃烧剂、发光剂、发声剂混合制成的烟火。根据充填物形状、燃点、爆炸性质、产生气体以及飞行路线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芒和造型,形成不同的效果,构成各种绚烂夺目的色彩、光亮和造型。

  《武林旧事》是宋末元初周密所著杂史。该书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前,为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其中记载西湖除夕节俗 :“西湖少年竞放爆仗,……至于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一。……而内藏药线,一连百余不绝。”“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内遣御药并后苑官管押进奉两宫守岁合食、则剧、金银钱、消夜岁轴果儿、锦历、钟馗、爆仗、羔儿、法酒、春牛、花朵等。”

  可见宋元以后,新年元日燃放爆竹升级换代,开始使用硫磺、硝石为材料的火药式爆竹。这种习俗和制作工艺历经数百年,至今并无太多变化。《武林旧事》中有关“爆仗”的部分内容

  上海地区相关方志及地情史料中也都能查寻到有关岁时燃放烟花爆竹的内容。崇祯《松江府志》(卷七) “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风俗中就有“烟花飞如繁星”的记述。康熙《上海县志》(卷一)辞旧迎新风俗中也有“击锣鼓放爆竹”的内容。嘉靖《上海县志》(卷一)岁时风俗中有关“爆竹”的内容康熙《上海县志》(卷一)风俗中有关“爆竹”的内容1910年,上海《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大放爆竹”场景

  一些地区史料中的信息也大致相同。用现今较为通俗的表达就是:辞旧迎新之时需早起、开门首事便要燃放爆竹、鞭炮,称“放开门炮”。东海闲人《除夕竹枝词》中写道:“俨然霹雾震晴空,万户千门处处同。明日街头门尽闭,唯余满地落花红。”郁慕侠《上海鳞爪续集》中说:“关门放关门炮,开门放开门炮,谢年和接路头都要放炮。且鞭炮中杂有高升,其声很大,耳朵为之震聋。到了岁尾年头,这种砰嘭劈啪的声浪,到处可以听见。”除此之外,婚丧嫁娶、乔迁开业、建屋上梁都要鸣放爆竹。上海民间剪纸作品中的放爆竹场景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世界》(第三十卷第三期)封面放爆竹画面

  为何国人会由爆竹的响声衍化出喜庆的解释呢?这与爆竹响声带来的喧闹气氛不无关系。历代的新年诗文中洋溢着的喜悦和欢庆,离不开“喧闹”的场景烘托。热闹,对国人而言,是生活的重要元素,门庭若市、人声鼎沸显示繁盛,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生活状态。

  上海近代最重要的报纸——《申报》在创刊之初有许多爆竹的内容。如1874年2月24日头版“续庆贺年说”中写道:“戚僚友乡里之家俗则谓之曰拜年。除夕之夜,无论富贵贫贱之家,为酒食以祀先,合家尊卑长幼行辞岁礼,旣毕遂聚饮于一堂,俗则调之曰团年饮,竣则锣鼓爆竹喧嚣达旦。昔人所咏爆竹声中一岁除是也,俗则谓之日守岁,初十以后,凡属繁华之地无不各处悬挂各样之灯,或设灯棚,或结鳌山,或舞龙灯,斗巧争奇,灯月交辉,光同白画,彻夜笙歌,爆竹烟火,目炫耳鸣,至十五夜而极盛……”

  然后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许多孕育了农耕文明风俗的土壤和环境渐渐弱化。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或被动或主动地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许多传统的理念不断受到挑战。

  《申报》在1873年2月7日(正月期间)头版就刊发了一则“论近日施放花炮公堂议罚事”的消息,其中写道:上海年底祀神,香烟缭绕,酒肉纷陈,衣冠拜跪,必敬必恭,礼毕送神,佥放鞭炮火炮,以为故事。千家一律,比比皆然。……殊不知私放花炮,在中国亦有例禁,值此冬日燥烈,更宜极防备。城厢内外,晓谕遍贴通衢,诚恐设或不慎受害无穷矣。

  这则“遍贴通衢”的晓谕,明确记述,范围涉及“城厢内外”“私放花炮,在中国亦有例禁”。对此私放花炮行为者,必须“极防备”。这里说的“中国亦有例禁”很可能与明代相关。永乐年间,紫禁城曾经数次失火,损失惨重,且多与让燃放烟花有关。鉴于这些教训,宰相张居正在万历七年曾上书明神宗,力谏“倘然明令禁止,则火灾可避焉。”强调在紫禁城内禁放烟花爆竹的必要性,而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民间并无全面禁放的举措。

  国内最早有关消防的法规当属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浙江巡抚主持制定的《治浙成规》,其中就有“岁暮之时,杭城风俗,每多施放烟花、花炮、流星之类,俱系高升之物,一落篱笆、茅篷之上,即易起火……谕令居民,随时稽查,均各慎重,免致后悔。”清末,上海《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爆竹肇祸”场景

  与杭州相邻的上海在开埠之后,人口日渐聚集,城市化步伐加快,早期的“禁放爆竹”也是基于对市政安全管理的考虑。1874年3月7日《申报》的这则“禁放砲竹”其中写道:爆竹以辟除山魈,迎年送腊,施放者累累如贯珠,所谓爆竹一声除旧岁也。租界严其禁,所以防患于未然。自除夕至元宵则不在禁内止,外此则不能施放自如。而租界居民每以廵捕房为多事,不知燎原之火未尝不始于星星。卽我国漕仓储积之区与及火药局邻居,亦莫不厉申禁令。租界墉崇榔比,不戢将焉。现元宵已过,禁令綦严,以放爆竹而解公堂者不一而足。住租界者当循租界之规,倘有冠婚祭祀不能免此,宜先告知捕房,格外提斯,勿致肇事,而公堂取辱也。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在禁放爆竹烟花这件事情上,各方的态度基本还是一致的。文中强调“我国漕仓储积之区与及火药局邻居,亦莫不厉申禁令。租界墉崇榔比,不戢将焉。”也就是说,当时上海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仓库及火药局周边也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更何况租界内房屋密度大,若有火情极易酿成惨祸。

  而“自除夕至元宵则不在禁内止,外此则不能施放自如。”则说明当时的禁令是有时间段的,对传统佳节燃放烟花爆竹还是网开一面的,但平日则要通报,所谓“倘有冠婚祭祀不能免此,宜先告知捕房,格外提斯,勿致肇事,而公堂取辱也。”

  小编查询了上海清末和民国年间的主要报章,发现无论是上海地方政府还是租界当局,都颁发过各种禁(限)放爆竹烟花的命令(章程)。如1900年2月4日《申报》的这则“禁放爆竹”写道:

  去腊代理上海县篆之戴子迈,明府函致保甲总巡局,略谓地方居民每于腊尾年头购买爆竹燃放,藉以迎神,查爆竹一物试燃时其高无比,其祸实烈,或误堕凉棚屋椽,最易燎原,因特一体分饬,严禁云云,局员周秋江,司马遵,卽传知各叚巡防局,转饬地甲,荷牌鸣锣,沿途晓谕,马路工程局总办程雨村,大令亦颁发四言告示,张贴通衢,是诚防患未然之道也。

  巡防局及马路工程局都是当时上海的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对爆竹危害的关切程度,从文中可见一斑。

  1900年2月11日《申报》头版更是用大半的头版篇幅刊发“论新年禁放爆竹”长文,溯古论今,引经据典,从爆竹的起源讲到国人习俗,再进一步阐明爆竹引火之危害,以及令行禁止的重要性,并举例点名了一些违规燃放遭受处罚的案例。文章结尾再一次强调了巡防局的命令,并语重心长地提醒地方官员“诸公皆仕途中人,何反不知此义,而于新年数日遭讼破财也,夫欲求新年利市,则无如不破财,不遭讼,为莫大吉利,吾是以寄语沪上诸公,慎勿轻为尝试也。”可谓用心良苦!

  事实上,禁放爆竹也不全部与岁时风俗相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对爆竹的忌惮又多了另外一层含义。1920年7月30日《申报》刊载消息“禁止居民燃放爆竹”,其中写道:上海防守司令荣道一昨函警厅曁行政机关略谓,值此时局,不靖居民燃放花爆,易滋误会,请为设法晓谕,禁阻等情闻,警厅方面业已饬知各区署,传谕各地保,挨户劝告,暂停燃放云。

  当时正值直皖战争结束之际,江浙地区各自据守,气氛紧张,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擦枪走火。爆竹声极似枪声,当局忐忑之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类似的禁令在1927年、1932年、1937年的上海也都颁布过。

  1928年6月的“爆竹禁令”则是与科普有关。《申报》刊文称,预报当年6月3日有一次月食,为避免封建迷信之说在民间流传,当局特安排分发传单等,普及相关知识,效果颇佳。文中写道:市敎育局对于民众护月迷信,拟尽力设法破除……会同公安局出示布告禁止燃放爆竹及鸣锣等无谓举动。本月三日即为「月蚀」之期,市敎育局派出多人在闸北沪西沪南城隍庙小世界民国路一带散发「月蚀说明」传单及小册子,一般住戸商民均争先取阅,并能互相传布,足见此种迷信习俗一经道破,自有了解眞义,革除旧时恶习者……较往年的情形已大相悬殊矣,有识者咸谓,市敎育局破除护月迷信之举却已发生効力……

  然而传统习俗在民间的根基还是颇为牢固的,爆竹烟花的需求量仍旧很庞大。再者,制售贩卖爆竹烟花已是庞大的产业链,其中从业获利者众多,甚至漂洋过海贩售到美国等地。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还成立了专门的同业公会——爆业公会,在台前幕后奔走运作。各类师出有名的“禁限爆竹令”,让爆竹从业者蒙受损失,他们当然要代表业界利益大声疾呼。

  1934年他们发动联署签名,向当局呼吁 “炮竹是卫生品 关系民生甚大 请免于取缔”,并煞有介事地称“编炮一项、为我国数千年来独有之手工出品、其功用能破除山岚海瘴、改变不良空气、爽人精神、助人兴趣、故不仅为全国民众所乐用、即世界各国莫不一致欢迎、在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193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中有关“令内政部:为奉交上海市爆业同业公会代电陈爆竹一项实非迷信物品案仰遵照核办”的内容1934年12月25日《申报》刊发“爆业公会签请免于取缔”的新闻1934年12月31日《时事新报》刊发“禁放爆竹”一文。其中提到市商会都已出面呈请治安部门收回“取缔爆竹”的命令

  此后,爆业公会更是在报章上刊出专文,大谈爆竹之“有益功效”,列举种种“科学理论”,将爆竹定义为“大有益与人类健康之医药品”。公会还以“群体利益”之名,向当局施压,言称“全国从事炮竹生活之工人商人统计、不下数百万、当此商业萧条、农村崩溃、不景气严重笼罩之下、炮业已是奄奄一息、政府当局、荀不力加维护此普遍全国之手工业、而横加摧残、则民生前途、诚不堪设想矣……”

  纵观近代以来上海的各类“禁限爆竹令”,主要还是针对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的防火及治安需求。然后由于受到传统风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掺杂了各类利益群体的诉求,禁令往往是“禁而不止”。再加上烟花爆竹产业在当时作为一门蛮大的生意,想要在源头上彻底禁绝,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

  1939年2月,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拟从制造、贮藏、流通花爆等领域来切断其供应,从而达到禁放目的。文称“自本年5月1日起,至再行布告之日止,禁止贮藏、贩卖或则造爆竹,合特布告周知。”

  至此,上海在以前禁放花爆规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禁放的相关领域都作了规定,特别是从源头上阻断花爆的来源,进而意图彻底禁放烟花爆竹。但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相关政令不了了之,效果也就无从验证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布告:第五〇六一号(1939年2月16日)关于“禁止贮藏、贩卖或制造爆竹的事项”1946年春节,上海街头燃放爆竹的市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国内烟花爆竹产能有限且分散,而且强调移风易俗,燃放烟花爆竹的社会需求也较少,生产及安全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和经济活力重现,与之相关的各类活动也随之成倍增长。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燃放烟花爆竹的风俗有所复兴。有市场需求,就催生了更多的产能,伴随而来的就是因厂商良莠不齐,安全意识淡漠而造成的各类事故。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烟花爆竹安全事故持续攀升。鉴于严峻的形势,1984年,国家公安部、劳动人事部、轻工业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 “关于切实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1987年8月又召开了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988年,为了加强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迅速扭转烟花爆竹企业爆炸事故多、职工伤亡严重的局面,根据1987年8月召开的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第一部全国性的关于烟花爆竹生产安全问题的规章制度问世,这就是1988年7月28日,由劳动部、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农业部联合颁布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就在这个时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惨痛事故,改变了许多市民对烟花爆竹的态度,也加速了上海推出第一则“禁放令”。

  1984年2月12日,农历新年的第十一天,闸北区和田路上一个姓俞家庭办婚事。下午,漂亮的新娘走出家门,迈向婚车,却不料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一颗高升从天而降,在新娘的头上炸开了花。新娘顿时倒地,血流满面,染红了白色的婚纱,鲜花装饰的婚车成了“救命车”,欢声笑语变成了呼天抢地的哭声。最终,喜事办成了葬礼。

  这是上海媒体第一次对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人死亡事件进行特别报道,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仍然引起了全市轰动,现在上了一点年纪的市民可能都晓得。这起悲剧发生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危害,主张“禁”的声音也开始占上风。

  1988年底,也就是“新娘悲剧”事件后的第四年,上海市政府就节日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管理第一次作出规定。既从1989年1月1日起,“严禁在中山环线内燃放鞭炮”,划定了市内的中山路、大连路、秦皇岛路以内(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山环线以内的中心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然而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很多市民抱怨到“放了几百年、几千年,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禁了呢?”当时思想和意识的交锋还是比较激烈的。

  1989年2月15日除夕,许多市民照样在政府规定的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劈啪、砰啪”的声响震耳欲聋。为此,上海市各级部门不得不调动2万多名宣传执法人员,派出70多辆专用宣传巡逻车,劝阻6600名燃放烟花爆竹的违禁人员,处罚了114人。当晚,上海共发生火警、火灾56起,其中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警、火灾34起,其中中山环路以内是11起,环线起。

  为使“禁令”执行更有力,1990年底,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强化统一经营、限量销售、严厉打击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活动的措施,还首次明确规定了烟花爆竹燃放实行责任保险制度,所有合法的烟花爆竹都必须进行保险。

  1993年1月2日,上海市政府对市区燃放烟花爆竹作出调整,将原先环路内禁放“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限时限地燃放,适当放宽了烟花爆竹的燃放范围,规定南京路等6条主要马路和静安寺等4个主要商业区禁放。对于政府不再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还是获得了市民相当多的赞同之声。同时也有一些市民和两会代表委员提议,管理办法最好能更明确些,那就是“禁放结合”。1993年春节前夕,《新民晚报》有关燃放爆竹以及防火的报道1993年春节,上海弄堂中燃放烟花的场景

  1994年,上海市政府就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方案选择、包括地域范围的选择,时间跨度的选择以及禁放方式的选择进行了大范围、详尽的调查和分析。

  其结论和建议显示,市区范围的禁放成本较大,但禁放的有效性最高。全年禁放的成本与局部时间禁放的成本相差不大,但全年禁放效果更好。对烟花爆竹的非法运输、储存、销售、携带、燃放实行全过程查禁的成本很大,但为实现禁放的目的是必要的。

  在完成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之后,1994年10月20日,上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并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也把对烟花爆竹的管理上升到了法制的高度。

  随着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力度不断提升,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消防安全隐患和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关注。

  2015年年初,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和部分区县人大代表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368份。调查显示,82%的市人大代表和77%的区县人大代表对春节期间政府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应予坚持”。多数代表认为,以往《条例》执行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执法力度不足。上海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同年元宵节后进行的专项调查则显示,有89%的市民支持在外环线以内和重点防控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条例》实施二十周年之际,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条例(修订草案)》。《条例(修订草案)》变动较大,原《条例》的22条中仅有一条没有变动。

  该修订草案于2015年12月30日,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中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也就是我们现今熟知的“史上最严禁放烟火爆竹令”。2016年2月,中山公园附近街头广告屏中滚动播放“禁放烟花爆竹新规”相关内容

  图片摄影 王溶江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零点刚过,云南路美食街上,往年十分忙碌的保洁人员难得清闲。“史上最严禁放烟火爆竹令”执行后的首个春节,成效显著

  燃放烟花爆竹习俗在现代都市社会产生的危害,人人皆知,但是要舍弃这一习俗,却存在相当的阻力,因为这一习俗在中国社会已延续千年。对传统的质疑和否定,历来困难重重,因为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错”范畴。传统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生活形态中,即便某些传统早已不合时宜,但要对传统作出反省甚或否定,却往往举步维艰。

  上海对“史上最严禁放烟火爆竹令”的执行效果有目共睹,这着实令人欣慰。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是伴随着立法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介入而展开的。立法在维系社会最基本的秩序和规范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一极,必然要受到道德、文化、传统习俗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点在烟花爆竹立法和执法中更为明显。END